伊恩·泰勒 著 王承思 譯

隨著志愿性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通過契約形式分擔向社會提供各類公共服務的責任，這些組織也面臨著一系列有關的道德問題或潛在的道德沖突：如何處理這些組織與公共域和私域里有關機構的關系；如何做到既爭取資金又保持組織使命；如何權衡服務成本和組織目標；如何平衡特殊服務對象和一般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證使募得的資金盡量用于服務對象群體的利益；工作人員應如何擺正個人的道德立場與組織原則以及公平公正對待服務對象間的關系等等。本文作者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這些問題作了闡述，并且指出，從良好管理出發(fā)，志愿性非營利組織應該建立一套包含著道德原則的行為規(guī)范。

一、道德準則與志愿和非營利組織領域：道德問題的概述和背景

道德準則從根本上說是道德學問題，它試圖使各種道德問題形成協(xié)調一致的形式來指導個人和組織。道德準則的理論研究方法有好多種，它們本身就反映了精神的、宗教的，或有時是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價值觀，盡管這些價值觀經(jīng)常是難以被逐個分割加以辯識的。在概述這些研究方法之前，首先得認識道德行為的根源。

道德準則經(jīng)常與公正、公平、權利、自由、平等等觀念相關，這些觀念又互為聯(lián)系。例如，你的道德原則也許完全取決于你個人所認知的公正，這與你認定的公平相關。而公平又必然取決于有關個人自由、社會平等或平等機會等問題。因此，你的道德態(tài)度可能反映了一個絕對的或相對的立場。下述幾點通常被視為道德準則的要素：

1. 平等地考慮人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2.需要真誠和如實。 3.需要提倡公平。 4.必須不偏不倚地行事。

5.以一致的方式普遍實踐道德準則。

重要的是要強調，即使在這些寬泛的要素或指導原則內，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考慮重點。例如，你對公平的理解可能會使你偏好于為某個特定的弱勢群體做點事，如通過捐贈錢款幫助無家可歸的人，盡管這樣必然會令你對另一群人不大公平或抱有歧視，如果你決定對他們的事情袖手旁觀的話。你可能認為，雖然必須強調自由與平等的概念不應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個人根據(jù)自己的偏好而采取某些行為的自由比別人得到平等待遇的權利更為重要。

然而，為了發(fā)展和保持明察事理的意識和判斷的能力，需要經(jīng)常維護和平衡道德動機與因采取某種特定態(tài)度所產生的結果間的一致性。當你自己對一件事的道德立場可能與其他人的截然不同時，特別難以做到這點，例如對墮胎或安樂死的看法。堅持你對一件特定的事的態(tài)度，可能完全符合道德準則，即便它可能傷害了別人的感情，需

要修正的也許只是它的表達方式，而不是它本身的觀點。潛在的道德沖突存在于所有的組織之中。不過它經(jīng)常在那些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務的組織中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當提供公共服務，或為不利群體服務的志愿，和非營利組織必須權衡服務成本和團體目標的基本守則相沖突時尤其如此。如何確定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是道德的？有許多可用來考慮的方法和理論，雖然它們有將道德劃成不同范疇的傾向，而且并不總是足以用來評價一種情形或告訴我們該如何去做。功利主義是建立在凡是使人幸福的行為是正當?shù)男袨?，凡是導致痛苦的行為是錯誤的行為的觀念基礎上的。人的行為的終極目標是使個人得到最大程度的快樂，遭受最低程度的痛苦，以促進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起源于杰里米·邊沁著作中的功利主義強調排除追求幸福的障礙以使個人過上更好生活的重要性。功利主義的實質不在于動機而在于最終結果，當然要判斷某項行為是刻意策劃以取得最終的好結果，還是僅僅是一個道德過程而并無獲取好結果的特定期望經(jīng)常是件難事。然而邊沁的中心信念——一個人的快樂幾乎與另一個人的快樂一樣好——為穆勒所放棄。穆勒爭辯道，快樂有程度高低，對一些人而言，在有些特定的時候得不到滿足比得到滿足更好，特別當暫時的不滿足將最終達致更大的幸福時更是如此。

穆勒的立場亦反映了義務論的立場，它強調的是行為的動機，認為意向是道德的基礎，即使結果不符合意向，想做好事的愿望和決心仍是最重要的。義務論學派通常與德國思想家伊曼紐爾·康德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反映并鼓勵了利他主義——盡管也許不會給個人帶來物

質收獲，人也要有做好事的愿望。

從另一方面來說，功利主義反映了一種更為工具主義的，當然也更可計算的態(tài)度。在現(xiàn)實中，手段和目標同樣重要。沒有實現(xiàn)預期目標的手段，道德準則只能停留在純理論領域，而我們需要的是以公正和公平：合理的方式向盡可能多的人提供服務。

志愿和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往往兼收并蓄了這兩種體系，因為它們設法通過保護和提供服務使盡可能多的人能夠過上更滿意的生活。這并非說在它們的管理中，自我利益不如在其他組織中那么重要。良好的管理實踐和成功的市場營銷可以產生更多的收入從而帶來更好的工作保障，可以對進程產生更大的影響，可以促進更多人的更大幸福。還有其他一些道德準則上的方法。例如，自然法將焦點放在對“天賦”，如生存權、自由權等普遍應得權利上。這些權利是否“天賦”？如果是，它們是否在任何環(huán)境下都不應受侵犯？這些問題也許會引起道德上進退兩難的窘境。一個人的“天賦”自由可能會侵犯另一個人的權利，這使保護條款，如法律及強制執(zhí)行法律的手段成為必要。約翰·羅爾斯從公正原則出發(fā)對這種道德窘境作了探討。在《正義論》一書中，他指出，正義必須既反映自由又反映平等，因此與別人的同類自由相比較，每個人應有同等的權利獲得最大范圍的基本自由。正義的目的在于調整社會經(jīng)濟的不平等，從而合理地期望社會經(jīng)濟能有利于每一個人，并將屬于它的各種職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開放。

工具主義者如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持實用主義的觀點，即必須隨著社會的變化和價值觀摒棄可能被視為是過時了的價值觀，而重新

檢討曾被認為是好的東西。杜威認為對個人成長的承諾是唯一真正的道德目標，它包括自我改進和通過學習提高一個人的道德能力。

指導我們的行動的道德是絕對的還是工具主義的，是義務論的還是功利主義的，是一種有意義的辯論，因為它幫助澄清了在道德行為范圍內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縱然它們不是完全合意的。由于受社會規(guī)范以及工作實踐的約束，我們也許會做出被認為不那么特別符合道德的決定，但是這些決定在道德行為范圍內并非是不道德的，因為可以接受本身可能就反映了在一定環(huán)境下什么是實用的。在管理決策中，價值觀和事實之間的差異總是很大的，但明智的決策至少可以部分地或暫時地將這些差異彌合起來。當組織利益與平等公平問題發(fā)生沖突時，反映了更為相對主義立場的工具主義成了一個基本工具，藉此可以確定工作重點應調整或甚至妥協(xié)到什么程度，應在什么程度上以道德準則為根據(jù)來做決定。

舉例來說，將更多的資源轉移至臀髖更換手術而不是腎臟透析的決定具有道德含意，因為一類病人的利益可能以另一類病人遭受痛苦為代價。這里關舉的道德問題是為什么要采納這樣一個決定？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其動機是提高處理病人總體能力的指數(shù)從而使能從有利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中獲益，那么這樣一個工具主義的決定的道德根據(jù)應受到質疑。如果其目的是在困難條件下更平均地分配原本不足的資源，這樣的動機也許較可接受。彼得·辛格評論說，在實踐中不起作用的道德判斷必定在理論上也有缺陷，因為“道德判斷的意義在于指導實踐”。這個觀點連同德·喬治的觀點——道德規(guī)范如果要成為有

效的和有意義的，就必須要受到監(jiān)督并且是可以監(jiān)督的——得到了志愿和非營利組織領域和公共服務領域里許多管理人員的贊同。